第四版序言

第四版要求我尽可能把正文和注解最后确定下来。我是怎样实现这一要求的，可以简单说明如下：

根据再一次对照法文版和根据马克思亲手写的笔记48，我又把法文版的一些地方补充到德文原文中去。这些补充是在第80页（第3版第88页）、第458—460页（第3版第509—510页）、第547—551页（第3版第600页）、第591—593页（第3版第644页）和第596页（第3版第648页）注79。^①此外，我还按照法文版和英文版把一个很长的关于矿工的注解（第3版第509—515页）移入正文（第4版第461—467页）^②。其他一些小改动都是纯技术性的。

其次，我还补加了一些说明性的注释，特别是在那些由于历史情况的改变看来需要加注的地方。所有这些补加的注释都括在四角括号里，并且注有我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或“D.H.”。^③

在此期间出版英文版时，许多引文作过全面的校订，这是很必要的。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不辞劳苦，对所有引文的原文都进行了核对，使占引文绝大多数的英文引文不再是德文的转译，而是采用原来的英文原文。因此，在出第四版时，我必须参考这个恢复了原文的版本。在参考中发现了某些细小的不确切的地方：有的引文页码弄错了（这一部分是由于从笔记本上转抄时抄错了，一部分是由于前三版堆积下来的排印的错误）；有的引号和省略号放错了位置（从摘录本上抄录这么多的引文，这种差错是不可避免的）；还有某些引文在翻译时用字不很恰当。有一些引文是根据马克思1843—1845年在巴黎记的旧笔记本抄录的，当时马克思还不懂英语，他读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是读的法译本；那些经过两次转译的引文多少有些走了原意—如引自斯图亚特、尤尔等人著作的话就是如此。这些地方我现在用的都是英文原文。其他一些细小的不确切和疏忽的地方也都改正了。把第四版和以前各版对照一下，读者就会看出，所有这些细微的改正，并没有使本书的内容有丝毫值得一提的改变。只有一段引文没有找到出处，这就是理查·琼斯的一段话（第4版第562页注47^④）；马克思大概把书名写错了49。所有其余的引文都仍然具有充分的说服力，甚至以其现在的确切形式而更加具有说服力了。

不过，在此我不得不回溯一段往事。

据我所知，马克思的引文的正确性只有一次被人怀疑过。因为马克思逝世后这段引文的事又被重新提起，所以我不能不讲一讲。50

1872年3月7日，德国工厂主联盟的机关刊物柏林《协和》杂志刊登了一篇匿名作者^⑤的文章，标题是《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这篇文章的作者义愤填膺、粗暴无礼地指责马克思歪曲了从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预算演说中引用的一句话（这句话在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引用了，并且在《资本论》第1卷第4版第617页即第3版第670—671页^⑥上再次引用了）。这句话就是：“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篇文章的作者说，在《汉萨德》的（准官方的）速记记录中根本没有马克思引的这句话。“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他在演说中说的和这句话正好相反。《接着是黑体字》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马克思在5月接到了这一期《协和》杂志，他在6月1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回答了这个匿名作者^⑦。因为当时他已记不起这一句话是引自哪一家报纸的报道，所以只得从两种英文出版物中举出意思完全相同的这句话，接着他引用了《泰晤士报》的报道。根据这一报道，格莱斯顿说：

“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刚刚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可见，格莱斯顿在这里是说，如果事实如此，他将感到悲痛，而事实确实是：实力和财富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至于准官方的《汉萨德》，马克思接着说道：“格莱斯顿先生非常明智地从事后经过炮制的他的这篇演说中删掉了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一句话；不过，这是英国常见的议会传统，而决不是小拉斯克尔反对倍倍尔的新发明51。”

这个匿名作者越来越恼怒了。他在自己的答复（7月4日《协和》杂志）中，抛开了第二手的材料，羞羞答答地暗示，按“惯例”只能根据速记记录引用议会演说；但接着他硬说，《泰晤士报》的报道（其中有这句“增添”的话）和《汉萨德》的报道（其中没有这句话）“在实质上完全一致”，还说什么《泰晤士报》的报道所包含的意思“同成立宣言中这个声名狼藉的地方正好相反”，然而这位先生却小心翼翼地避而不谈这样一个事实：除了这种所谓“正好相反”的意思外，这篇报道显然还恰恰包含有那个“声名狼藉的地方”。尽管如此，匿名作者自己也感到难于招架，只有玩弄新的花招才能自拔。他在自己那篇像上面所证明的通篇“无耻地撒谎”的文章中，塞满了极其难听的骂人话，什么“恶意”，“不诚实”，“捏造的材料”，“那个捏造的引文”，“无耻地撒谎”，“完全是伪造的引文”，“这种伪造”，“简直无耻”，等等。同时他又觉得有必要使争论的问题转向另一个方面，并预告要“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明，我们〈即这个“不会捏造的”匿名作者〉认为格莱斯顿的话包含什么意思”。好像他那无关紧要的见解还有点意义似的！这另一篇文章在7月11日的《协和》杂志上刊登出来了。

马克思在8月7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又作了一次答辩^⑧，这次还引用了1863年4月17日的《晨星报》和《晨报》的有关的地方。根据这两家报纸的报道，格莱斯顿说，他会怀着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他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而这种增长确实仅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可见，这两种报道也都一字不差地重复着所谓马克思“增添”的那句话。马克思接着把《泰晤士报》的字句同《汉萨德》的字句加以对比后再一次断定，第二天早上出版的三种互不相干的报纸在这一点上完全相同的报道，证明这句话确实是说过的，而这句话在根据某种众所周知的“惯例”审查过的《汉萨德》中却没有，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格莱斯顿“事后隐瞒了”。马克思最后声明，他没有时间再同匿名作者争辩，而匿名作者好像也觉得够了，至少马克思以后再没有收到《协和》杂志。

这件事看来就此终结而被人遗忘了。诚然后来有一两次从一些同剑桥大学有来往的人那里传来一些神秘的谣言，说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犯了写作上的大罪，但无论怎样仔细追究，都得不到任何确实的结果。可是，1883年11月29日，即马克思逝世后8个月，《泰晤士报》上登载了一封剑桥三一学院的来信，署名是塞德利·泰勒。这个搞最温和的合作运动的小人物在来信中完全出乎意外地使我们终于不仅弄清了剑桥的谣言，而且也弄清了《协和》杂志上的那个匿名作者。

这个三一学院的小人物写道：

“使人特别惊异的是，布伦坦诺教授（当时在布雷斯劳，现在斯特拉斯堡任教）终于……揭露了在国际〈成立〉宣言中引用格莱斯顿演说时所怀的恶意。卡尔·马克思先生……曾企图为此进行辩护，但很快就被布伦坦诺巧妙的攻击打垮了，而他在垂死的挣扎中还敢于断言，格莱斯顿先生在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刊登他的演说原文之后，加工炮制了一份供《汉萨德》登载的演说记录，删掉了一句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话。当布伦坦诺通过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证明《泰晤士报》和《汉萨德》的报道彼此一致，绝对没有通过狡猾的断章取义而给格莱斯顿的话硬加上的那个意思时，马克思就借口没有时间而拒绝继续进行论战！”

这就是事情的真相！布伦坦诺先生在《协和》杂志上发动的匿名攻击，在剑桥生产合作社的幻想中是多么辉煌！你看，这个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圣乔治这样摆着架式，这样挺着剑52，进行“巧妙的攻击”，而恶龙马克思“很快被打垮”，倒在他的脚下，“在垂死的挣扎中”断了气！

但这种阿里欧斯托式的全部战斗描写，只是为了掩盖我们这位圣乔治^⑨的诡计。他在这里再也不提什么“增添”，什么“伪造”，而只是说“狡猾的断章取义”了。整个问题完全转向另一个方面了，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圣乔治和他的剑桥的卫士^⑩当然非常清楚。

爱琳娜·马克思在《今日》月刊（1884年2月）上对泰勒作了答辩——因为《泰晤士报》拒绝刊登她的文章。她首先把辩论仅仅归结到原先所涉及的这一点上：是不是马克思“增添”了这句话？塞德利·泰勒先生回答说，在他看来，在马克思和布伦坦诺之间的争论中，“格莱斯顿先生的演说中是否有这句话完全是次要问题，主要的是，引用这句话的意图是要传达格莱斯顿的意思，还是要歪曲他的意思”。

接着，他承认说，《泰晤士报》的报道“的确包含有文字上的矛盾”，但是，整个上下文如果正确地加以解释，也就是照自由主义的格莱斯顿的意思加以解释，正好表明了格莱斯顿所想说的那个意思（1884年3月《今日》月刊）。这里最可笑的是，虽然照匿名的布伦坦诺所说，按“惯例”应当从《汉萨德》引证，《泰晤士报》的报道“必然很粗糙”，但我们这个剑桥的小人物却固执地不从《汉萨德》引证，而从《泰晤士报》引证。当然，《汉萨德》上根本没有这句倒霉的话！

爱琳娜·马克思没有费很大力气就在同一期《今日》月刊上驳倒了这个论据。要么泰勒先生读过1872年的论战文章，如果是这样，那他现在就是在“撒谎”，他的撒谎表现在：他不但“增添”了原来没有的东西，而且“否定”了原来已有的东西。要么他没有读过这些论战文章，如果是这样，那他就无权开口。无论如何，他肯定再也不敢支持他的朋友布伦坦诺控告马克思“增添”引文了。相反，现在他不是说马克思“增添”，而是说马克思删掉了一句重要的话。其实这句话被引用在成立宣言的第5页上，只在这句所谓“增添”的话上面几行。至于格莱斯顿演说中包含的“矛盾”，那么，恰好正是马克思指出了（《资本论》第618页注105^⑪，即第3版第672页）“1863年和1864年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不过，他不像塞德利·泰勒那样企图把这些矛盾溶化在自由主义的温情之中。爱·马克思在答辩的结尾说：“事实上完全相反。马克思既没有删掉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也绝对没有‘增添’任何东西。他只是把格莱斯顿在演说中确实说过、而又用某种方法从《汉萨德》的报道中抹掉的一句话重新恢复，使它不致被人们遗忘。”

从此以后，连塞德利·泰勒先生也觉得够了。这帮大学教授们所策划的在两大国持续20年之久的整个这场行动，其结果是任何人也不敢再怀疑马克思写作上的认真态度了。而且可以设想，正如布伦坦诺先生不会再相信《汉萨德》教皇般永无谬误那样，塞德利·泰勒先生今后也不会再相信布伦坦诺先生的文坛战报了。